3月1日起，我国开始实施有机产品认证新规——新修订的“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确保所有认证产品都经过检测；《有机产品认证目录》对蔬菜、牛奶等37大类产品展开有机认证；开通“国家有机产品认证标志备案管理系统”，保证有机产品可溯源。

在业界专家看来，新标准的认证过程过于苛刻，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严格的标准之一。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泽江参与了新规的制定，在他看来，或许是因为以往有机产品市场太过混乱，造假的太多，有关部门干脆制定最严格的认证标准，让认证者知难而退。出发点是为了规范市场，但其实不利于有机农业的发展。

有机产品究竟出路何在？

造假太多，有关部门提高认证门槛

就在有机产品认证新规开始执行的当天，周泽江正好和几位英国有机农业专家在重庆江津农村考察生态农业。重庆狩耕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陈学明向周泽江请教如何进行有机产品认证。周泽江说，有机认证的新标准堪称世界上最严格的标准。其中对蔬菜最严，如果有50种蔬菜，每一种都要认证，而且每一种，认证员都必须到地里进行核验。这意味着，认证员一年至少要来五六次。

在周泽江看来，他不建议所有的农户都去走认证这条路，也可以凭良心和信誉赢得消费者。

“每一次大的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小毛驴’的电话就会被打爆。”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执行董事、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负责人潘家恩说。但用有机方式进行生产的小毛驴市民农园却不搞有机认证。

因为在潘家恩看来，一是，认证的成本太高；再有，普遍信任危机下认证未必是有效保证，而且认证也不适合小农经济。最重要的是，“小毛驴”不愿意绕开“社区”，失去城乡重建信任的机会。

屡屡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使得有机产品赢得了公众的青睐。不仅资本关注，很多地方政府也一拥而上。周泽江批评说，有的乡镇甚至要求每个村都要有一个有机认证的产品，有的县明明只发展了500亩有机农业，报上去的却是2000亩，为了政绩，不顾发展有机农业需要的三年土地转换期。

或许是造假太多，有关部门制定最严格的认证标准。周泽江认为，出发点是为了规范市场，但不利于有机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对小农户而言，根本达不到。

四川简阳市东溪镇农技推广中心主任袁勇认为，有机食品认证不但对生产环境、生产过程、生产资料要求高，且认证费用昂贵，还有对生产规模、经营主体的限制，无形中将我国农业生产主体的大多数——普通农户拒之门外。

门槛过高可能导致的后果是，虽然农户愿意采用有机的耕作方式，但可能会因为要承担额外的环境成本而放弃走有机农业的道路。

袁勇认为，“一定要在无污染地区才能推广有机农业”的条件也限制了有机农业的发展。

“发展有机农业不应该过分看重认证，而应该注重生产方式的转变。”袁勇说，“目前各地都有针对有机食品认证的扶持政策，但一般都是在生产者认证成功后再给予奖励。事实上，风险最大、投入最多的时期是前期转型期。因此，要真正推动有机农业，就应该加大在转型期的资金和政策扶持，也就是在认证前，给予启动扶持和认证补贴。

为充分发挥有机农业改善和保护环境的作用，政府还应鼓励有机耕作方式，不将生产环境条件作为限制因素，不将通过认证作为唯一指标，只要农户采用有机耕作方式，能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保护做出贡献就给予扶持或奖励。这样，分别对有机食品认证和有机耕作方式进行扶持，才更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更有利于有机农业的推广。

英国生态专家萨拉·海瑟威说，在英国发展生态农业会得到政府补贴，不仅是生产者，土地改良等环节都会得到补贴。但是有一个标准，就是采取有机生产方式至少要在5年以上，如果5年内改用其他方式，政府将追回补贴甚至追究其他责任。

有机农业会不会带来减产

3月3日晚，一场别开生面的交流会在重庆长寿区洪湖镇进行。交流双方一方是生态农业专家和实践者，另一方是洪湖镇的各级干部。这场晚19时开始的交流会进行了3个多小时，交流双方都意犹未尽。

“搞生态农业会不会有很多人饿死？”这是很多乡镇干部非常担心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农业部门内部也是争论不休。

周泽江和生态农业实践者高一程、袁勇都不同意这个看法，他们认为转换期产量是可能下降的，但之后产量会逐渐提升。更何况，有机农业在我国所占的份额非常有限，即便世界上有机农业比例最高的国家丹麦，也不过百分之七。

1994年大学毕业后，袁勇就开始教农民使用化肥和农药。两年前，他“对自己以前所做的工作彻底否定，开始将功补过”，大力推广有机农业。如今四川简阳东溪镇双河村除了一户村民外，300多亩稻田都种上了有机稻。

袁勇说，应该承认，在有机转换期，有机作物的产量可能会受到影响，但从长远来看，一旦建立良性的有机农业生产体系，有机生产的产量并不一定比常规生产的产量低，相反，整个有机体系的生产力还会高于常规体系的生产力。

袁勇说，生态农业是不适合单一品种的大规模的种植的，比如现在双河村种植水果都采取套种的方式，每两亩地种一个品种。只要恢复了生物的多样性，大面积的病虫害就不会发生。在他看来，持有“不用化肥农药会饿死很多人”观点的人有的是因为不懂，有的是因为化肥、农药背后的巨大的利益链条。

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长期以来，农民已对化学农药、化学肥料形成了依赖，突然间不使用化学农药和化学肥料，一来农户心理上难以接受，二来缺乏系统的、适用的技术，难以保证作物产量。

袁勇认为，即便是减产，也要客观地看待减产，不要一味地害怕减产。因为有机食品比一般的食品营养高出40％，即便减少了一部分，其实已经能满足需要。“有时候，所谓科技的发展就是为了解决人类贪欲引发的问题。”

有机农业并不是富人的专利

在这次交流会上，有机农业是不是就意味着是富人的专利成了另一个争论的焦点。

周泽江说：“有机农业有四大原则：健康、生态、公平和关爱。很多人只考虑了健康。公平很重要，要利益共享，不光是商人获得利益，也要让最初的生产者共享利益。关爱自己，关爱子孙后代，也要关爱生产者。”

周泽江说，据环保部门的数据显示，农业源的污染比工业源的污染更大，最大的危害还不是对消费者，而是对农民。因为农民喷洒农药的时候，风一吹就被农民吸进肺里了。

周泽江认为，发展生态农业，农民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生产出来的健康食品，农民自己会吃，而且土地改善了，生态环境改变了，农民会先受益。

在四川简阳市东溪镇双河村，这样的观点已经被村民们逐渐接受。市场上一般的大米卖2至2.5元，双河村的有机稻谷就要卖新价钱，大米卖5～6元。2010年，全村只有74亩农田种植了有机稻。合作社接到一笔大订单，上门劝说农民将有机稻拿出来卖，自己吃原来的米，但很多村民不愿意，要先留足够自己吃的。后来是考虑到合作社的发展才“忍痛割爱”。

“农民增收是个伪命题。”袁勇语出惊人，“我们希望通过教育打消农民想要增收的念头，这是个悖论，就那么一点点地，就是种金子，能收获啥？既然物质上不可能富有，但精神上可以，身体健康也可以。所以我们现在告诉农民种有机农作物首先种自己也要吃的。”

袁勇说：“农业本来有3个功能，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和生态功能，后者最重要，而现在经济功能成了最重要的了。”他告诉村民们，搞生态农业，首先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脚下有一片净土。